第一個孩子出生一個月後，阿嬤就回去上班了。

今天，這句話聽起來可能很驚人。它引發了關於母職、職業、以及女性被期待做出的選擇的提問。但阿嬤從來不那樣說。

對她來說，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了。

公司請她回去，她就回去了。

她在訪談中說起這個故事時，沒有把它形容為什麼了不起的犧牲。她只是解釋說，公司希望她回去。

她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，多年來，她贏得了身邊人們的信任。他們看重她的工作，尊敬她的判斷力，希望她繼續和他們一起發展事業。他們沒有找人取代她，而是等著她。

所以，在家和新生兒待了一個月之後，阿嬤回到了辦公室。

從今天的角度來看，我們很難不在這個決定上停下來想一想。現代的父母往往會在家裡陪新生兒好幾個月，甚至一年。阿嬤屬於不同的世代，生活在不同的台灣，那時候的產假短得多，家庭經常互相幫忙照顧幼兒。

但阿嬤從來沒有說得好像她被迫做出了一個不可能的選擇。她只說了責任兩個字。

責任，在她成為母親之前很久，就已經塑造了她的人生。

作為一個六個孩子家庭中的長女，她在幾乎沒有思考的情況下，就在幫助別人中長大了。在大學裡，她用功讀書。在工作上，她認真對待每一件事。婚姻，成了她和阿公靜靜支持彼此的夥伴關係。

母職，只是那個模式中的另一部分。

她沒有把自己的人生切分成不同的身份。她是女兒、妻子、母親、專業人士，但對她來說，這些不是互相競爭的角色。它們只是同一個人生的一部分。

她身邊的家人，讓這一切成為可能。

在一九六○和七○年代的台灣，祖父母在父母雙方都工作的情況下，常常扮演著重要的育兒角色。大家庭的連結依然緊密，實質的支持在世代之間自然地流動著。育兒很少被認為是一個人的負擔。那是整個家庭的責任，安靜地、不張揚地分擔著。

阿嬤說起那些年，語氣中帶著感恩，而不是愧疚。

她知道自己是幸運的。

那些曾經照顧過她的人，現在正在幫助她照顧下一代。

還有一個細節，透露了關於阿嬤的重要訊息。

當她回憶回到工作崗位的事時，她沒有著墨於公司有多麼需要她，也沒有把自己形容為無可取代。相反地，她說的是工作本身。

她喜歡貢獻。她喜歡把工作做好。她喜歡和尊敬的同事一起工作。那些事情，對她來說，和升遷或頭銜一樣重要。

那份安靜的專業態度，在她接下來整個職業生涯中始終如一。